岳陽慈氏塔簡介

慈氏塔位于洞庭湖邊西南，塔為磚石結構，樓閣式，八角七層，通高39米，下部塔基用五層麻石鋪砌而成，塔身全部用青磚砌筑。自第二層起，每層四面均設有小佛龕，共有28個，龕內原供小佛像。每層檐角設小鐘，微風吹來，叮當作響。塔頂置有鐵剎相輪，上有6根鐵鏈從塔頂直貫塔基，是用來起穩固和避雷作用的。寶塔巍然聳立，雄視洞庭湖，為“巴陵勝狀”之一。這一宏偉的建筑，體現著唐宋時期的藝術風格。可惜塔為實心，不能登臨眺望洞庭風光。

岳陽慈氏塔故事傳說　　

慈氏塔的修建，流傳著一個動人的故事：相傳古代，洞庭湖里有水妖作怪，經常出來為害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大家集資，準備修一座寶塔鎮妖。在修塔地點附近，住著一戶人家，全家人大都被水妖涌起的惡浪吞沒，只剩下一個寡婦，人稱慈氏。她聽說要建塔鎮妖，把多年積蓄下來的一點錢全部捐獻出來，還日夜不停地為造塔的人們燒茶送水，來回奔走。不幸塔未修完，她就離開了人世。人們為了紀念她，把塔命名為慈氏塔，并在塔旁修建了慈氏寺。

岳陽慈氏塔歷史沿革

慈氏塔建于何代？歷代志、史及民間傳說眾說紛紜。

宋《岳陽風土記》曰：“《圖經》：唐開元之間，有西域沙門妙吉祥來此，謂父老，西方白龍之孽今遷于此，久則為患，宜建塔鎮之。后數苦于水土，人思其言，遂置塔”。“日出之初，影射重湖，鎮洞庭水孽。”

明《隆慶岳州府志》載：“慈氏塔，晉妙吉祥造”。“縣西南巡視府后，高七級。”“弘治知府張舉毀（慈氏）寺，塔存焉。”

清《光緒巴陵縣志》載：“淳佑壬寅孟珙復修，康熙三十五年，知縣孫澍重修”

那么，慈氏塔究竟建于何時？何人所建？究竟為何而建？千百年來一直成為了一個歷史的謎團。

首先，我要說，慈氏塔是一座佛教寶塔。它與道家的“鎮妖”之功能風馬牛不相及。第二，慈氏塔源于乾明寺，功在灝鑒公。第三，慈氏塔始于唐代，建于五代，南宋孟珙乃集大成者也。故，我們現在所見之寶塔乃淳佑二年之建筑，距今已766年。

“晉建”之說的來由。岳陽城自遠古至民初，一直是西、南、東三面環水，天岳山突兀其間。晉時天岳山主峰在現天岳山西1500米至2000米，即今洞庭湖中。相傳，大禹治水來巴陵曾親手植柏樹乃天岳山之主峰上。其后至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到少帝光熹元年之間才有“依古柏而建（乾明）寺”之史事。

東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六月，洞庭湖一帶洪水滔天，“平地三丈”災難慘重。其時，自西晉武帝咸寧二年（公元276年），至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共132年間，洞庭湖一帶共發生了八十余次大規模的水災，其中，最嚴重的有八次。安帝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佛教徒，故“欲籍佛國之力而平矣”。元興二年（公元404年）六月，安帝決定請永安皇后帶著詔書赴巴乾元寺（今乾明寺）求住持曇翼法師以了心愿。當年，西域沙門妙吉祥（大月氏國人，生卒不詳）居乾元寺。他提出“依湖筑浮屠（寶塔）不僅可安葬寺內圓寂之祖師，且能安撫云夢澤之孽。”義熙二年（公元406年），曇翼委托妙吉祥在乾元寺（今乾明寺）內西南角洞庭湖畔行造舍利塔之事。

本來，佛門的“塔”是梵語stupa（卒堵波）的音譯，稱“塔婆”、“塔波”，其功能主要是安葬、保存僧人遺體或雖不存放遺體而為紀念某位祖師或鐫刻經文的標幟性建筑，但決無“鎮妖”之功能。后人提出妙吉祥建塔“為鎮湖妖”，顯然與佛理及事實不符。當時，“塔高不過兩丈有余，為無逢實體”。由于塔建在崖邊，多年經風浪浸蝕于隋時不僅塔早已崩塌，就連天岳山的主峰大部分也已被湖浪所催毀。故“晉建之說”雖說有其據，然妙吉祥所建之“舍利塔”決非今之“慈氏塔”。

“唐建”之說的緣由。西晉武帝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滅吳后，分下雋縣西部建巴陵縣，縣治設巴陵城。從此，巴陵才真正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具有行政功能的城市。（而之前的“晉陶侃于巴陵筑城”，三國吳魯肅“屯巴丘筑邸閣”等皆為軍事駐軍之所為，與城市建設無關。）由此之后，巴陵城才逐漸成為歷代州、府、縣的治所。晉時，巴陵城的府署所在地在今市一中、3517工廠一帶，城市為東西走向呈正方形。城南門設在原岳陽賓館以北，城南門以外皆為城郊山崗野嶺，與邕湖相連，山上僅有乾明寺一片建筑。至唐，整個城市因湖水的沖洗只能東移，城市形狀基本維持現狀，僅規模稍有擴大。

唐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因高宗皇帝頒詔，將巴陵乾元寺（今乾明寺）敕更名為“廣福禪院”并親書御匾之后，沉寂的城南山城一下變得沸騰起來。禪院為了紀念這一“盛世之圣德”，用大量木料特在“禪院西南角濱湖之畔筑佛樓”，將“御匾及詔書供奉于佛樓內”。“樓基闊百余方弓（240方弓為一畝），高八余丈（20多米），三層疊之”。每層建有回廊，一、二層設佛堂，御匾及詔書置三樓上。因樓建在寺廟大雄寶殿以南，寺內僧眾皆稱其為“南樓”。此樓所建之地，即今慈氏塔之基也。由于此樓濱洞庭，攬邕湖，景致極佳。樓成之后，一直是文人墨客游覽勝地。

樓建50多年后，即唐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宰相張說（公元667年——730年人稱“張燕公”）被貶至岳州任刺史。他常與趙冬曦、尹懋等文人執友登此樓，觀賞洞庭和邕湖景色，并寫下了大量的詩句。其中有兩首與“南樓”有著直接的關系。一首是《岳陽早霽南樓》，另一首是《與趙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樓》。其時，此樓經過50余年的風雨，早已失去了它當初的風采，故才有張燕公“危樓瀉洞庭，積水照城隅”的感慨。后有人將“南樓”誤稱今之岳陽樓，顯然與史實大相廷徑。《巴陵縣志》載：“南樓在巴陵縣東南，其今之南津而通閣子湖者是，今之岳陽樓，非昔之南樓矣”。此后，經百余年的風雨，“南樓”自然毀棄。由此，至唐雖無塔之所為，但它確是慈氏塔最基本的雛形，為以后乾明寺建寶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鑒公”建塔。五代時，由于乾明祖師巴陵灝鑒禪師持云門“三轉語下，開悟學者”，自此“聲價自茲，以名重已”。前來求學者越來越多，寺廟規模也不斷擴大，巴陵城亦隨著灝鑒禪師和寺廟的名聲越來越大。由于寺廟雄踞于巴陵天岳嶺上，香火十分旺盛，香客逐增。因此，整個巴陵城南皆圍繞寺廟逐漸成為了一個熱鬧的城市。故，才有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所載：“先有乾明寺，后有岳陽城”之說。這時寺廟的前面沿洞庭湖一帶，即現在的南岳坡、油炸嶺成了鐵、木、乜、布、油等作坊街。寺廟的后面即現梅溪橋一帶成為了官宦、商賈、豪門等住居之所。寺廟的北面即現二中一帶成為了學校。寺廟的南面即現先鋒路一帶臨邕湖邊成為了水陸商品交易場所。同時，寺廟臨洞庭湖已有了自己的碼頭。在碼頭的北側沿湖一帶形成了一個小的商業區，后人歷經幾代建成了現在的“下河街”。宋時，此街主要經營為進廟者上供所需的香燭等祭祀品，至元之后才陸續辟為巴陵城內一個大的商賈市場。此時的“乾明寺”，已與當時湖南境內的“開福寺”、“麓山寺”、“南臺寺”，“上封寺”，“祝圣寺”等同稱為“瀟湘六大古剎”。。

為了解決眾多僧人閉關的場所，同時還可為寺廟增添更為絢麗的標志性建筑，灝鑒公于后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在寺內原“南樓”地址上修建了一座八方七層木質寶塔。灝鑒公還將塔取名為“一字關”，意謂法嗣“云門三句”。“禪林謂以一字猛然截斷學人妄識，即云門一字關”，以此向世人宣稱，能以神秘的內省功夫，就可達到解脫的目的。其塔高十丈余（將近合30米），并在塔下修了一座寮房，供僧人居住。當時寶塔一至五層都設有閉關室，六、七層供奉佛像，木制的樓梯盤旋而上，煞是壯觀。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皇帝趙光義為“乾明寺”親筆御書牌匾后，寺廟對 “一字關”寶塔進行了一次比較大的維修。但在宋熙寧（公元1068——1077）年間，乾明寺受“市火延毀”，整個寺廟和寶塔也隨之化為灰燼。宋徽宗政和年間（公元1111年——1117年），乾明寺重新修復，其規模比熙寧間還擴大了許多，但未恢復“一字關寶塔”。之后，從北宋熙寧十年至南宋理宗嘉熙元年近160年間，未恢復過寶塔的建設。

孟珙重造。南宋理宗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繼韓世忠、岳飛之后的著名愛國將領孟珙出任岳州安撫制置使。

孟珙（？——1246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出生武將世家。來岳州之前，曾率領父親留下的“忠義軍”于荊襄、洞庭湖一帶與金、蒙軍隊戰斗已達上百余次，建立了轟轟烈烈的英名。據《宋史》《孟珙傳》：“珙忠君體國，可貴金石。遠貨色，絕滋味。亦通佛學，號‘無庵居士’”。正由于有孟珙扼守洞庭、荊江一帶，致使元軍不敢過長江。

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孟珙在戰爭期間仍惦記岳州佛教事業的發展。在乾明寺眾僧的鼎立支持下，他特發動、組織當地商賈、豪紳募集資金，在乾明寺內原“一字關”寶塔（即唐時“南樓”）的基礎上，全部采用青磚修建了一座有39米高，八角七層樓閣式寶塔。為了表示自己抗擊元軍，收復河山的堅強決心，他將寶塔中心全部用磚石壘實，八方不留一點縫隙。底下用五級花崗巖奠基，表示“九五之尊，至高無上”之意。為了教化后人，在外觀上則完全遵循佛教的義理。從第一層起，每層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外各建一佛龕，全塔共建28個佛龕，里面各用青銅鑄造一尊釋伽牟尼佛像供奉其間。在寶塔頂上用黃金鑄造了近兩米高的圓柱，柱上頂立一金質的圓球。整個塔頂在太陽的照射下金光璀璨，意謂“佛光普照”，“法輪常轉”。同時，在每層八角檐上各掛了一個用紫銅打造的“法鐘”，當微風吹來，銅鐘自鳴，意謂“警鐘喚醒夢中人”。這既為寶塔增添了美感，更顯示了建塔者深沉的寓意。孟珙將軍還以彌勒佛之意（彌勒，梵音為“梅怛麗耶”，中文即“慈氏”）將此塔命名為“慈氏塔”，以此亦可教化后人以“善良為本，以慈悲為懷”。與此同時，將軍還在寶塔下建一小廟，“以荊襄死節之臣祀之，賜額‘閔忠廟’”。

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即慈氏塔建成后第四年，孟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明軍亂，鎮北亦潰，降者不絕。”其時，將軍已身患重病。眼見當下的局面，“對天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伸矣。”之后，他帶著無限的憤慨和遺憾離開了人世，但他的英名卻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后人將慈氏塔下的“閔忠廟”專以供奉孟珙將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位于寶塔下的慈氏寺，因不能再供奉南宋忠烈之士，故乾明寺住持只得將孟珙像撤下，將此廟依塔貫名為“慈氏寺”。到元至正元年，惠宗皇帝為乾明寺“頒詔”后，岳州路（相當于知府）達魯花赤（官名，相當于唐刺使）壽童海牙進一步確定了慈氏塔和慈氏寺屬乾明寺的管轄范圍。

張舉撤寺。據《隆慶岳州府志》載：“張舉：字孟賢，直隸欒城人，弘治年進士，以戶部員外郎（正五品）知岳州。”

此時的岳州府城與唐、宋、元時期發生很大的變化。整個城市因湖水的沖洗，已從洞庭湖由西向東后退了近500——1000米。到明時，臨湖的許多城墻和湖堤已殘缺不堪。經成化年間知府李鏡修葺后，整個城市由原來的正方形逐漸變成了沿湖發展的長方形。城南門吊橋已建在今天的望岳門一帶，吊橋以南成了巴陵縣衙所在地。因此，巴陵城南一帶比宋、元時期更加繁榮。乾明寺也隨之逐漸向東南發展，但由于對慈氏塔和慈氏寺疏于管理，故 “皆為水上流民所駐”。

知府張舉是個十分廉潔、清政者，“岳人稱其為‘神明太守’”。弘治十六年，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規范佛、道的行為。首先，將寶塔下慈氏寺內的流民哄走。然后，將慈氏寺改作官府的“便民倉”。接著他又對寶塔周圍進行了一系列的維修。同時，他還大力興建學宮（校），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他的這些舉動，受到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和稱贊。

清康熙三十五年，巴陵知縣孫澍對慈氏塔又進行了一次小的維修。

244年后，慈氏塔受到了日本人對它“特別關照”的悲慘遭遇。

“日寇”毀塔。1937年，“七七事變”不久，日軍多次派飛機深入我國內地進行轟炸。岳陽成為了日軍對湖南攻擊的重點目標（第一是岳陽、第二是長沙、衡陽、第三是株州）。僅1937年到1938年間，日軍飛機先后在岳陽城區南津港鐵路橋、洞庭路、柴家嶺、油炸嶺、乾明寺街、南岳坡、梅溪橋等處投彈30多次，炸死城內軍民1900余人，炸傷1000余人。城市內房屋大部分被毀，街道大都變成了廢墟，乾明寺也未能幸免，但慈氏塔卻巋然不動，依然傲然屹立在洞庭湖畔。

1940年，日軍進入岳陽城后對慈氏塔十分感“興趣”。他們先是想盡辦法將塔頂上的金柱和金球盜下，還總以為塔內有無盡的寶藏，在找不到進口后，就用小鋼炮轟塔。然，慈氏塔僅在第二層塔身上留下幾個小洞外，其身并未受大的損傷。

自1940年至1945年整個六年期間，慈氏塔見證了中國空軍及美國援華空軍在巴陵城上空對日寇數十次的空中打擊。見證了第九戰區的中國軍民對日寇的英勇戰斗，直到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于1956年將慈氏塔確定為湖南省“第一座最早的磚石閣樓式寶塔——省級重點文物單位”。同時，還確定了“寶塔東面15米，西、北、南三方向外延伸40米為寶塔的保護范圍”。還十分明確規定，在保護范圍內不得有任何建筑。然而，自1958年“大躍進”以后，所謂“保護范圍”越來越小。寶塔周圍低矮的民房逐漸占據了寶塔的地盤，民屋離塔最近的地方僅40厘米。甚至連所謂的“寶塔巷”只能一人通過，巷寬不到一米。多年來，慈氏塔不僅沒得到任何維修，而且，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還迎來了一場歷史性的浩劫。

“紅衛兵”撤塔。自淳佑元年至今，慈氏塔已經歷了將近800年的風云變化和洗禮。但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中華大地掀起了史無前列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紅衛兵”走上街頭大破“四舊”，慈氏塔首當其沖，難免其厄運。“小將們”在塔的周圍搭起腳手架，準備從塔頂開始將塔撤毀，以示“革命”的決心。正在這時，是周恩來總理的一道“必須保護國家重點文物古跡的重要指示”，才保住了這沉寂800年的生命。但是，原還沒有被日寇盜走的所有八角塔檐上的紫銅“法鐘”和佛龕內的多尊青銅佛像，自撤下后至今也不知去向。

今天，慈氏塔雖然滿目瘡痍，但它卻依然還是那樣的威嚴、謙和、深邃。它無時不在透露出孟珙將軍的愛國之情，無時不在揮灑出張舉的愛民、廉潔之心。它容下了人間千年滄桑，笑盡了天下一切可笑之事。

慈氏塔——真乃中華之脊梁，威武不屈，生命不息，浩浩然于蒼天，蕩蕩乎于乾坤，神而佑之，人而佩之。

慈氏塔——就象是一軸看不盡的歷史畫卷，給人以教育，給人以啟迪，給人以堅強。

今天，面對慈氏塔，不由得不使人感慨萬分。遙想昔日，慈氏塔依乾明寺而立，倚乾明寺而顯，塔、寺相得益彰，彪炳一方凈土。而今，慈氏塔與乾明寺已身首相離，雖近在咫尺卻遙不可及。人們呼喚那塊凈土，期盼慈氏塔和乾明寺盡快合其身形，復其神韻，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以彰顯“民本岳陽”之精髓。此則，張說、鑒公、孟珙、張舉及巴陵儒者、僧者、將者、吏者何其不樂耶？“民生”之本與日月同暉，何其不長也！